中国之行

这一天，我们在万达影城观看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万达影城是中国最大的院线，位于万达集团旗下的地产项目之一：万达茂。这家影院展现了中国影院行业的连锁化趋势。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商业上的成功也体现在琳琅满目的主题周边商品中：从品牌联名的可口可乐杯、爆米花桶，到笔记本和书签，应有尽有。 由于市面上可供选择的英文电影有限，我们只能选择这部影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重映已是该片第二次重返中国大银幕。它首次重映是在2020年，彼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电影市场亟需刺激复苏。《综艺》杂志（Variety）的Patric Frater曾评价称，《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代表了”来自西方的最受中国欢迎且极具创新性的电影系列”。基于收集到的观众数据，张怡宁将在其论文中进一步分析这《哈利·波特》在中国受到如此青睐的原因。

与此同时，影院内随处可见的中共宣传内容（见图4），与影院整体商业化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现象正是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混合体的体现，即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的结合。

我们在南京大学和学生助理们见面—Zhou Gujun (左一), Lu Meiyi (左二), Yang paipai (左三), Ye Tiantian (右二), and Ranyi (右一)—并且从德国给他们带了Haribo小熊软糖。在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在南京期间进行实证研究的计划。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学生助理在组织研讨会，招募参与者和组织访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衷心感谢他们为项目做出的贡献。

Kathleen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发表公开讲座，题为“从连载文到无穷系列：流行文化中的续集与改编史”。演讲探讨了系列叙事如何不仅通过重复与变化的生成性原则来维持自身的延续性，同时也依靠媒体变迁的更新力量不断焕发生机。通过追溯夏洛克·福尔摩斯、泰山和超人等人物的持久吸引力，Kathleen分析了媒体的演变如何不断为这些叙事注入新的活力，以吸引新的受众。

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陈畅主持。问题包括近年来观众对好莱坞系列电影的厌倦，以及电影改编与翻拍之间的区别，对于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将讲座内容与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电影市场的背景联系起来。

好莱坞记忆工作坊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分两轮进行，每轮有4名参与者。招募参与者和收集实证数据是此行的主要目标，因此工作坊已筹备多时，其最终成功落地让我们倍感欣慰。首先，我们向参与者介绍了“好莱坞记忆”研究项目。随后，参与者填写调查问卷；最后，参与者在小组访谈中进一步描述他们对好莱坞电影的记忆。

研讨会的参与者均为2000年后出生的大学生。尽管他们处于相同的年龄段，但观影经历多样，并对好莱坞电影持不同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狂热的好莱坞粉丝，另一些人对则持较为批判的态度。但总体而言，这些年轻观众对好莱坞电影和美国流行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表示深受其影响。

学术活动之余，我们参观了南京的文化景观。首先是鸡鸣寺，这是南京最古老、最受尊敬的佛教寺庙之一，最初建于557年的梁朝。寺庙坐落在玄武湖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可以俯瞰城市景观和湖泊的壮丽景色。鸡鸣寺以其兴盛的香火和僧侣常年的诵经声而闻名，至今仍是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是了解南京深厚佛教传统的窗口。

我们还参观了先锋书店，这是一家标志性的独立书店，坐落在一个改造后的地下停车场内。象征着对知识的追求和艺术的表达，此书店是艺术和文学活动的聚集地，如新书发布会、电影放映和访谈等。书店因此也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并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研讨会“电影与社会”的开头，Kathleen发表主题演讲“电影与记忆：过去与现在的协商”，讨论了好莱坞翻拍如何塑造文化记忆。随后的圆桌讨论中，参与者包括Kathleen和南京大学的学者：何成洲教授（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丁珊珊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洋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石可教授（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和赵幸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从电影和翻拍中的政治隐喻到中国本土翻拍和电影记忆，讨论涵盖了电影、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课题。

Kathleen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开展“翻拍如何运作”的课堂讲座，由张瑛教授主持。讲座分析了翻拍的机制，并探讨了《金刚》、《人体异形》和《惊魂记》等例子。

随后，我们很荣幸能与张瑛教授共进晚餐，她和Kathleen从2008年Kathleen访问南京的时候就已相识。

这一天，我们参观了明孝陵，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宏伟陵墓。明孝陵坐落于紫金山脚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其雄伟的神道而闻名，神道两旁排列着威严的石雕动物和官员雕像。陵墓建筑群融合了传统中国和明初的建筑风格，反映了明朝的权力和影响力，其庄严的墓室隐藏在茂密的古老森林中。

我们还前往中山陵瞻仰，这是为纪念现代中国之父、结束帝制的1911年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而建的陵墓。中山陵位于紫金山山顶，建筑宏伟，入口为白色大理石，顶部为蓝色琉璃瓦，广阔的广场营造出一种宁静而令人敬畏的氛围。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南京的总统府，这是一个在中国政治演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重要历史地点。总统府最初建于明朝，作为政府办公场所，后来在19世纪中叶成为太平天国的总部。在20世纪，它成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如今，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包括优雅的西式大厅、传统的中式花园和保存完好的政府办公室，作为博物馆展示着中国的现代历史。

在何成洲教授的邀请下，我们于10月25日前往苏州，参加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全球人文研究院举办的会议。

苏州以其古典园林、丝绸产业和运河而闻名，距离南京约100公里。10月25日，我们前往狮子林，这是苏州最著名的古典园林之一，以其错综复杂的岩石构造和迷宫般的路径而闻名。狮子林建于元代（1342年），园内散布着形似狮子的岩石，因此得名。园中迷宫般的石阵和优雅的亭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美学和哲学，以及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和谐交织。

下午晚些时候，在游览完园林后，我们乘坐游船在平江河上泛舟，这是一条流经苏州的历史悠久的水道。当木船在狭窄运河的平静水面上平稳滑行时，划船的女士表演了传统的评弹。这种结合了诗意叙事和歌唱的古老民间艺术以柔和、轻快的苏州方言呈现，体现了苏州水乡的传统。

10月26日，Kathleen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举办的“重读经典与文艺理论前沿”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她的演讲题目为“在电影中重读‘经典’：作为档案的电影翻拍”，聚焦于《一个明星的诞生》、《金刚》和《人体异形》，展示了这些电影的每一次新翻拍如何继续记录电影技术演变的历史，塑造观众对电影和电影史的记忆和认知，并作为文化快照在永恒好故事、视觉美学和政治时效性之间摇摆。

会议结束后，我们与同样在会上发表演讲的鲁汶天主教大学的Theo D’haen教授一起参观了苏州博物馆和报恩寺。位于苏州市中心的苏州博物馆以其优雅的庭院、粉墙和灰瓦屋顶而闻名，让人联想到苏州的古典园林。馆内收藏了大量的文化珍品，包括古代陶瓷、绘画、书法和反映苏州及江南文化丰富历史的文物。报恩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以其丰富的文化和建筑意义而闻名。最初建于南宋时期（1127-1279年），经过多次修缮。如今，它是苏州博物馆建筑群的一部分，既保留了其文化遗产，又与现代建筑设计融为一体。

10月28日抵达北京后，我们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讲师吕亚菲博士会面。她也是“好莱坞记忆”项目的合作伙伴，并受邀在2024年的“全球好莱坞”年度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晚餐时，我们与她讨论了关于“好莱坞记忆”项目的进一步学术合作以及其他可能的未来项目，同时吕亚菲带我们尝试了传统的北京火锅。

10 月 29 日，我们游览了北京的重要地标。我们的旅程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天安门广场是位于北京中心的巨大标志性广场，被视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和毛泽东陵墓等纪念性建筑环绕着天安门广场。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每年的国家庆典，广场见证了无数历史事件。

接着，我们参观了太庙，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圣地。太庙位于紫禁城附近，殿宇巍峨，庭院幽静，建筑细节错落有致，体现了帝王的恢弘气度，同时也彰显了儒家孝道和尊古敬老的深厚传统。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致力于保护和展示中国巨大历史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展品跨越数千年，既有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等古代文物，也有汉代的玉殉和精美的唐代陶器等文化瑰宝。

这一天，我们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再次与吕亚菲见面。在此，吕亚菲主持了Kathleen的公开讲座： “给重复赋予意义： 从产业、文化和学术角度看电影翻拍”。针对该校的专业特点，Kathleen的演讲探讨了电影翻拍的分类和演变，但更侧重于产业方面。

在讲座结束后，Yining与首都经贸大学的四位老师进行了小组访谈，了解了他们的观应记忆。英语系的一位讲师提到，她曾经通过看好莱坞电影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一经历引起了另一位参与者的共鸣，后者也通过和孩子一起看好莱坞电影来帮助孩子提高英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提到中国电影时，讨论比关于好莱坞电影的问题更加热烈。讨论中多次提到了一些经典的老电影片名，例如《地雷战》（1962年）、《地道战》（1965年）和《南征北战》（1952年）。这些深受喜爱的电影表明，尽管好莱坞电影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中国电影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历史仍然深深植根于1990年之前出生的几代观众的记忆中。

Kathleen此行的最后几天相当忙碌：10月31日回到南京后，我们第二天就又启程前往上海。

尽管台风过境带来了暴风雨天气，我们仍成功与上海纽约大学互动媒体艺术部门副教授Marcela Godoy会面，讨论双方正在进行的研究。我们还探讨了在上海为“好莱坞记忆”研究招募参与者的计划。Marcela提出帮助我们在纽约大学招募一名学生助理，负责对上海观众进行访谈。

第二天，令我们欣慰的是，Kathleen的航班并未受到台风影响，她安全返回了汉诺威。我们非常高兴整个行程进展顺利，所有演讲、研讨会和会议都如期完成。

11月，张怡宁留在南京，并在南京大学开展了大部分研究工作。她专注于招募更多参与者，同时利用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收集历史资料。

12月6日，张怡宁访问了上海纽约大学，并与那里的学生助理张语柯会面，她为项目招募上海参与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天，张怡宁参加了Marcela Godoy教授在上海纽约大学举办的“The Secret Society of Kombucha”工作坊，并有幸与Marcela再次会面。

晚些时候，Yining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参加了一场电影放映活动。大光明电影院是中国最古老、最具标志性的影院之一，最初建于1933年，是装饰艺术建筑风格的杰作，展现了老上海的魅力。影院内部保留了其复古风格，优雅的弧形阳台、豪华的红色座椅以及宏伟的礼堂，无不唤起人们的怀旧之情。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影院中观看电影，将电影叙事与上海丰富的电影传统融为一体。

张怡宁参观了南京电影机械厂的原址（图1），该厂成立于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电影机械制造厂。工厂已从原址搬迁至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园区内汇集了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图2）。

在老厂房内，Yining有幸采访了几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前员工。他们热情地分享了关于电影行业的记忆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初期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他们提到，工厂内曾有一个礼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员工提供电影放映活动，作为福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回忆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张怡宁前往北京市档案馆，尝试获取更多的北京电影史料。虽然大部分资料对公众保密，但还是有信件能从侧面展示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好莱坞电影。从教育机构申请内部参考影片（内参片） —— 专供统治阶级和电影专业人士评论和研究使用的外国影片—— 可以看出，表明好莱坞电影仍未进入大众视野。此外，张怡宁还找到几篇1950 年批判好莱坞的文化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电影市场的文章，以及几篇 50 年代流动电影放映员的报告，记录了他们在农村放映电影的历程。

Yining在北京大学与Wendy Su教授会面。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也是Wendy的母校。Wendy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她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与好莱坞关系的文章和书籍，其中包括专著《中国遇到全球好莱坞：文化政策与电影产业》。Wendy对我们项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她关于中国与好莱坞的研究成果，还在于她在招募参与者方面提供的宝贵帮助。多亏Wendy，Yining有幸采访了Wendy在北京大学的朋友Lixin和Fang。随后，吕亚菲加入他们共进晚餐，并与Wendy和张怡宁分享了问卷和访谈所激发的回忆。

作为中国最早的影院之一，北京的大观楼影院被誉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第一部中国电影就是在这里放映的。大观楼影院位于北京最繁华的旅游和商业区之一，至今仍在运营。影院大厅墙上的展品还提供了有趣的信息，展示了一个世纪前放映的电影以及观众的行为和反应。

这天，张怡宁参观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博物馆。该博物馆于2005年开放，以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馆内设有20个展厅，全面记录了中国电影的整个历史。展览涵盖了中国电影的起源、革命电影、动画、译制片以及技术进步等关键领域，包括艺术设计和特效。博物馆结合了多媒体展示、互动策展和稀有文物展览，为参观者提供了沉浸式的中国电影体验。

到张怡宁于1月7日返回汉诺威时，我们的中国案例研究已收集齐100份问卷，以及与43名参与者进行的13次小组访谈。目前收集的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满足项目需求——参与者均匀分布在不同的年龄组中，这为后续基于“电影代际”理论的分析提供了便利。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何教授、Wendy教授、陈教授和吕博士的帮助——以及参与者的慷慨分享，我们不可能成功收集到这些数据。因此，我们再次对以上合作伙伴和参与者表达诚挚的感谢。